中国村庄结构的东部与中西部差异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农村差异巨大。总体来讲，从村庄结构上看，当前中国村庄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历史文化差异进行两个维度的类型划分。历史文化的维度是指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村庄文化与结构的差异，这样一种文化与结构的差异既与历史偶然性有关，又与经济地理等因素有关。这一差异最典型的表现是南中北的差异，其中，南方地区村庄多为团结型村庄；北方农村多为分裂型村庄；而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为代表的中部农村多为原子化村庄，我们称为分散型结构的村庄。

南中北地区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主要与村庄内是否存在超出农户家庭的强有力认同与行动单位有关。中部分散型结构村庄缺少超出农户家庭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南方团结型村庄，农民聚族而聚，宗族与村庄往往同构，宗族认同与宗族组织在维系村庄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华北为典型的北方分裂型村庄，村庄内存在着若干竞争型的小亲族，小亲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决定了村庄基本的治理与秩序。

经济发展水平也对村庄社会结构有着巨大影响。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村庄，就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与前面讨论的历史文化视角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差异。历史文化视角的村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南中北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区域开发历史和经济地理状况有密切联系。经济发展视角的村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在东中西的差异。本文重点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讨论村庄社会结构的东中西差异。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两种理想类型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科目中有一个重要的划分，就是东、中、西部的划分。东部一般指沿海发达地区；西部一般指西南、西北地区；其他为中部地区。总体来讲，东部地区城市密集，经济发达，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国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东部沿海地区远较中西部地区发达；从人口数量上看，东部地区人口较中西部密集；从地域广阔程度上看，西部地域极其辽阔。近代以来，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改革开放也首先从沿海开始。

东部沿海地区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改革开放的先机等因素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便利的交通也为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带来了更多工业化的机会。以苏南乡镇企业、浙江个私民营企业、珠三角“三来一补”为典型的东部沿海农村快速工业化，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沿海地区出现了城乡一体的城市带，村庄被纳入到城市带中发展。

与东部沿海地区不同，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也有比较大的发展，但到了1990年代，中西部绝大多数乡村工业都消失了，农民收入越来越依靠进城或到沿海地区务工经商。此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两类：一是农业收入；二是外出务工经商收入。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或到沿海务工经商，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普遍。

基于此，可以形成一个关于农村地区的二元论述框架，即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和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村，分别简称为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位置是划分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是唯一依据，本文所讨论的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是两个相对而言的理想类型。

东部地区的村庄结构

· 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因其工业化的路径差异，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以苏南为代表的由村社集体兴办工业的模式；二是以浙江为代表的个体私营企业兴办工业的模式；三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三来一补”工业化模式。三种模式都带来了农村快速的工业化，农业收入和就业占比越来越低，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由农业向工商业的就业转变。需要说明的是，苏南集体性质的村办企业在1990年代进行了企业改制，仅有极少数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保留下来，绝大多数集体性质村办工业改制为民营企业。

东部地区农村的工业化与东部地区城市的快速发展联为一体，互为因果，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城市经济带，已经工业化的农村融入到由区域性大中城市带动的区域经济中。东部地区农村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形成了一个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阶层。经济发展带来土地升值，不仅集体土地上所建厂房可以出租收取租金，而且农民住房也越来越具有财产性功能，土地成为重要的资源。

以土地增值收益为典型的集体利益如何分配？村民自治如何实现？基层秩序如何保持？这些都会影响到村庄社会结构，同时，这些基层治理的问题又受到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与制约。村庄社会结构成为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结构又尤其受到村庄社会分层的影响。

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分层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层比较简单，主要原因是经济未分化，所有人都是公社社员，都出工挣工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虽然有政治身份，承担管理职责，但他们与一般社员经济收入差异不大，他们同样不脱产挣工分。分田到户之初，所有家庭都按人平均获得了承包地，因此也都有相差不多的农业收入。随着快速的乡村工业化，东部地区农村开始形成一个工商企业家群体，这个群体人数不多，收入很高，能量极大；大多数农民则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逐步脱离农业，成为了依靠务工获得收入的群体。

以经济收入和社会位置来对东部地区村庄中的农民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划分出六个层次的群体：第一层，工商企业家群体；第二层，企业中层，技术骨干；第三层，个体工商户，副业，规模种养业；第四层，普通务工群体；第五层，进行农业生产的老人群体；第六层，贫弱、边缘群体。此外还有村干部群体，村干部群体大致介于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因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村干部的位置结构略有差异。

东部地区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产生了一定规模的乡村企业，形成了工商企业家群体。企业的经营活动虽然对接全国市场，但企业的经营场所在村庄内，生产行为发生在村庄内。工商企业家群体要与地方政府部门以及村干部打交道，要办理营业执照，要纳税，要环评，要信贷以及需要土地和厂房。他们与村庄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生产生活行为对村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具有极强的社会能量和动员能力。因为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有三种不同的村庄企业，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以浙江为典型，这些民营企业规模不大，数量众多，其主要生产场所和企业家的生活世界都在村庄；二是由村社集体企业转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以苏南为典型，这些民营企业规模巨大，相当部分已经搬至城镇，其主要生产场所和企业家的生活场所已经脱离村庄；三是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征的外来资本，村庄主要提供厂房招租，企业家不是本村人，村干部在对接企业资本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典型如珠三角农村。

乡村工业发展带来了大量中层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这些岗位收入比较高，工作也相对体面，一部分村民进入到这些中层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获得较高收入和相对体面职位，成为村庄中上层。因为依托于企业，这一层次村民具有一定依附性，要受到企业家的支配。

第三层的个体工商户、副业从业者、规模种养业主，收入可能与第二层相差不多，但远较第二层自由自主。第四层是主要靠务工来获得收入的村民群体。因为已经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本地劳动力也要与外来农民工一起竞争工作岗位，工资收入不可能太高。第五层是仍然从事自家承包地种植的老年人群体。这个群体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层次，因为他们的子女一般都有其他就业与收入来源。第六层是村庄贫弱、边缘群体，主要是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尤其是家庭成员有重病、残疾导致收入不足、经济困难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数量比较小。

· 社会分层态势下的村庄结构

在东部地区，工业化浪潮下，乡村企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寻求工作机会，土地价值攀升。因为土地属于村社集体所有，村庄不仅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而且是最基层的行政单元。以村干部为主体的农民集体享有管理支配土地的权力。此时，村干部位置的含金量就非常高，谁来当村干部就变得十分显眼且重要。

在村干部人选的激烈竞争下，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农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家群体替代传统型村干部的趋势，呈现出“富人治村”的局面。在苏南农村，集体性质的村办工业负责人往往就是村干部，1990年代企业改制，这些村办企业负责人的村干部同时也成为了改制后的企业所有者。珠三角地区，村干部掌握着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在招商引资的背景下面，个人有机会通过参与工程项目致富。简单地说，东部地区村干部基本上都已经企业家化了，或富人化了，企业家与村干部身份出现了明显的合二为一，甚至出现了“富人治村不可逆”的情况。企业家竞争村干部职位最基本的途径是通过村委会选举，富人之间的竞争垄断了成为村干部的机会，一般农户既缺少竞争村干部的实力，又缺少竞争村干部的愿望。

企业家之所以要当村干部，主要目的并不只是要掌握集体资源的分配权，而是更希望通过当村干部来建立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有助于企业发展。对于企业家来讲，村干部身份是很重要的信用资源，也是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的最佳通道。企业家因此更愿意在竞选村干部时投入资源，甚至贿选。激烈竞选会将村庄各种关系动员起来，全村村民都参与到村庄选举中来。以选举为契机，村庄不同群体之间形成联动。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富裕的企业家阶层通过求异来获得更高声望。尤其是全村村民参与的人情上，企业家群体可能办豪华婚娶，支出高额人情。规模巨大、规格很高的红白事会带来巨大的声望上的优势。富裕的企业家也有经济实力举办这些仪式。但同在熟人社会参与人情往来的一般农户，不仅举办红白事的仪式规格难以达到企业家的档次，而且人情支出也会因数额太大而感到吃力。家庭经济收入比较多的农户通过模仿“求同”来保持作为村庄一员的基本体面感。村庄贫弱农户越来越没有保持“求同”的能力，逐步退出村庄人情往来，从而变得越来越边缘。

由此，东部地区村庄逐步形成四大社会阶层，一是人数比较少、能量极大的富裕的企业家阶层，主职村干部往往出自这一阶层。这一阶层是村庄主导阶层。二是中间阶层，包括前述二、三两层。村庄经济越发展，就有越多的企业中层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就有更多村庄获利的个体工商业机会、副业收入机会，从而就有一个更大的中间阶层。这个规模比较大的中间阶层与中西部农村往往只有很小规模的“中坚农民”构成了鲜明对照。这个中间阶层有能力跟上富裕企业家阶层的消费，在村庄治理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三是中下阶层，主要是缺少较高收入机会、以进入劳动力市场来获取务工收入的农户家庭，这个群体人数比较多，一般要占到全村一半左右的农户，其收入相对有限，而支出压力很大。他们努力跟上越来越高的由村庄企业家创造、中上层跟从的消费潮流，但明显越来越力不从心。在村庄治理中，这个群体显得被动。四是村庄中的贫弱群体，这部分农户的人数很少，且往往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也会有中层农户因为天灾人祸而落入到贫弱群体中。他们很难有能力参加村庄中的消费竞赛，他们甚至退出村庄人情往来。

东部地区的村庄，经济发展带来经济分化，带来社会分层。社会分层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排斥机制，村庄贫弱群体被排除到结构以外。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的村庄形成了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是一种高度分化的结构。村庄熟人社会背景下，富裕企业家阶层在村庄的主导地位及其竞争机制，使这样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仍然变得紧张。

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剩余

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村庄，我们简称为中西部村庄。这些村庄的主要特点是，村庄缺少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业收入，农民主要收入来源有两类，一是农业，二是外出务工经商。这样的村庄要占到当前全国村庄总数的７０％左右。部分地处沿海的村庄因为缺少二、三产业机会，也可以看作是中西部村庄。

分田到户以后，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格局，农户家庭经营面积比较小，分田到户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沿海乡村工业的发展最终引发全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在１９８０年代末，乡镇企业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１／３左右，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农民也有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务工经商机会。１９９０年代开始，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状况不佳，甚至纷纷破产，农民开始跨地区流动，到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从而形成了当前中西部农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

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分层

因为缺乏乡村工业，当前中西部农村几乎没有企业家阶层。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其中部分农民通过承包工程、经营生意而有较高收入，成为村庄中的富人。不过，因为中西部村庄基础设施普遍不好，有能力进城的高收入农户大都全家进城，在城市生活，脱离了村庄。先富起来的农民在城市获得收入，又在城市生活，他们在发财致富以后就脱离了村庄，很少参与到村庄生产生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