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乡村六论”节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他还指出，我们自己的饭碗应该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中国要强，农业 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为此，十九大报告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并再次强调，要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些都是在重点关注和保障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
显然，农业低效和农民低收是造成农业累、农村穷、农民苦等“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这里需要提醒和强调的是，“农业低效”和“农民低收”主要是指粮食种植。因为从事农、林、牧、副、渔等经济种植或养殖的农民致富，如今多数已不成问题。相比之下，种粮农民仍旧是收入最低的农民群体。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优先解决种粮农民的致富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这早已形成共识。可喜的是，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增幅都超过了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断缩小，已从2007年的3.33倍下降到2016年的2.72倍。但换个角度看数据，城乡收入的绝对差却从2007年的9600元，扩大到2016年的2.13万元，十年来不仅没缩小，反而扩大了2.2倍。据此，未来要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就不能只看城乡居民增收的相对值，还要看农民增收的绝对值。
那么如何才能让种粮农民普遍增收呢?对此，专家或学者的建议很多，争论不少。比如，提高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免除农业税费以减少农民负担，工业反哺农业以推动新农村建设，让更多进城务工的年轻农民返乡务农等。然而实践已经或即将证明，这些都不是保障种粮农民致富或乡村振兴的可行途径。
首先，依据粮食生产的自然周期长、产量制约多等特点，似乎提高粮食产品价格的理由很充分。但实践证明，作为国计民生基础之保障的粮食价格小幅提升，同时会引发农副产品及社会生活、用工成本的大幅提高。粮食提价带来的农民增收，很快将被日常生活的必需消费涨价所抵消甚至拉低，实际收入可能不增反降。更何况，国际市场等待进口的粮食早已是优质低价了。
其次，免除农业税费也不能保障种粮农民致富。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全年减少农民种粮税负最高估计约200亿元。然而，这笔钱对6亿种粮农民而言，年人均仅30多元，每天只不过少交1毛钱，这样的减负别说致富就连生活改善都谈不上。因此，当种粮农户还需要免税来扶持时，户均几亩地、年收几千元的种粮农民的致富就依然在路上。
再次，以工业反哺农业为主的新农村建设，解决的多是农村的形象问题，不是农民的致富问题。因为以留住农民为前提的“新农村”建设，就像保留“团结户”的新城市建设一样，并没有生活条件的实际改善。如今，在事实上的“空心村”着力推动的新农村建设，除在少数“留得住乡愁”的地方可发展乡村旅游外，多数建设项目将沦为不断折旧的形象工程，无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可持续发展。
显然，辛苦种粮一年不如轻松打工一月的现状，才是导致“空心村”问题的主因。针对外出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务农、农业后继乏人的现象，专家建议免费培训或政策扶持，让更多进城农民返乡务农，以此来解决没人种地的“空心村”和“三留守(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殊不知，将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构建平等的终身教育体系没有错，有错的是“让”特定阶层接受特定的职业培训。
都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当我们自己或子女都没有下乡务农的积极性时，凭什么只让“农二代”接受培训、回乡务农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吗?假如，把“农民”这一特殊身份看成与我们一样的职业时，谁会来指定我们及子女的培训内容或从业岗位呢?
也许有人会辩称，是现行的政策“不让”城里人下乡务农或置业。但历史实践早已证明，即使“让”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用“增加知识农民”的办法，也解决不了因农民身份固化而形成的“三农”问题，而且还带来了中老年知识农民“回城安置”的更大麻烦。由此可见，以往这些想方设法让种粮农民致富的政策手段，都未能抓住“减农民、规模化”这个种粮增产增收的关键。
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土地承包确权延长、农民转移市民化、土地流转宅地复垦等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抓住了保障种粮农民致富的关键，为粮食种植的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条件。
